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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逛庙街 师生“累成狗”

庙街,一个早就熟悉的名字。那时我刚从北京移居香港,住在堳鱼涌,人生地不熟,过海就觉得遥远,纯粹是心理因素起作用。后来因工作关系,每天须坐隧道巴士过海,也就慢慢习惯了。听人家说起庙街,好像是夜市,不免向往。那时去过被称为“平民夜总会”的上环大笪地,逛过那里的档口,买过便宜衣服,吃过许多食档,人来人往,热闹得很,但后来消失了,心里不免暗叫可惜。但油麻地的庙街还在,而且成了升斗市民喜欢去逛的地方,不仅因为热闹,还因为价格比市面便宜吧。   去逛庙街,一档档售卖各种杂货、电器、衣服、玩具等应有尽有。那时

  庙街,一个早就熟悉的名字。那时我刚从北京移居香港,住在堳鱼涌,人生地不熟,过海就觉得遥远,纯粹是心理因素起作用。后来因工作关系,每天须坐隧道巴士过海,也就慢慢习惯了。听人家说起庙街,好像是夜市,不免向往。那时去过被称为“平民夜总会”的上环大笪地,逛过那里的档口,买过便宜衣服,吃过许多食档,人来人往,热闹得很,但后来消失了,心里不免暗叫可惜。但油麻地的庙街还在,而且成了升斗市民喜欢去逛的地方,不仅因为热闹,还因为价格比市面便宜吧。

  去逛庙街,一档档售卖各种杂货、电器、衣服、玩具等应有尽有。那时的地摊,有印度老者席地而坐,面前点着若明若暗的小油灯,当看相者坐下,伸开手掌,算命人便细细看掌纹,油灯虽有玻璃灯罩隔着,但在暗夜里也不免给风吹得猎猎作响,于是便形成一种气氛。

  3月28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28日刊文称,强烈的集团意识是日本人赖以生存的“法宝”之一。这种意识不但体现在走入社会后的公司等职场上,也深刻反映在各级学校中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各种校内兴趣小组的“俱乐部活动”,日语简称“部活”。由于“部活”集人际交往、集体活动、培养兴趣等多重功能于一体,长年来一直是日本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近年来“部活”正悄然变味。一时间,师生成为各式俱乐部的“奴隶”。

  文章摘编如下:

  这次夜逛庙街,已经是多年未去的事了。也是心血来潮,没想到庙街就近在咫尺,无事就顺便走走吧。走过去,看到“翠华”,那是茶餐厅连锁店,早已闻名。其实招牌虽然一模一样,但师傅各不相同,即使原料完全一样,又不是机器生产,师傅不同,制作出来的产品,哪能完全相同?也许这正是连锁食店的盲点,可惜现在的人们只信品牌,重视内涵的,只怕不多了。就说蛋挞吧,一听到佐敦某家饼店有,不禁雀跃,一试之下,那味道跟知名品牌相差不少,那还情有可原:谁叫你不去买正宗名牌呢?但同一个牌子尚且不可迷信,更别说其他了。

  记得那时逛庙街,除了看相人之外,旁边还有售卖刀具玩具小饰物摆地摊的尼泊尔小贩,以生硬的粤语加入战团,路过的年轻情侣伫足询问,只飘过一两声娇笑,也不清楚是否成交。

  这回再去,不论看相,或者尼泊尔小贩,都没有见到,不知他们是否已经迁移他方。像以前,在十字路口,还有露天大排档,招引各方来客就地围坐,大嚼濑尿虾、避风塘炒蟹和冰镇啤酒,但见黑色大锅冒起的火焰冲天,锅铲敲打在锅上的砰磅声和吆喝声夹杂在一起,点染了这个庙街的夜色。但如今见不到这种景象了,路口却见到大大的招牌“庙街辣蟹”,那是一家餐馆,食客的桌椅都摆到街面上了,可见生意兴隆。我想,莫非当年街口的露天大排档都已经给迁移到铺面里了?卫生当然改善了,但那种平民味却褪色不少,得失之间,有时也的确很难衡量了。

  许多人可能并非有意来这里买东西,只是想要逛一逛,尝一尝这里的食物,或者享受这里的平民气息。当我看到高高的写着“庙街”的牌楼入口处时,想到是平民享受,庙街外,有各式各样的霓虹灯广告招牌,首先飞进眼帘的,是竖起的招徕广告“大大碗15元”,再往上一看,光管上写的是“粉面全场15元”。15元,在今日香港,恐怕很难再找到第二家可以更便宜了吧?那里有个小巴站,写明“往官塘”,小字注明“经牛头角”,小巴站列队停着候客,看来这时段乘客不多。“知足常乐”应该是足疗广告,这一带桑拿广告很多,也许捧场客不少吧。

  走着走着,那闪烁的,还有“西湖大酒店”、“葡萄园夜总会”,所谓大酒店,我想大概是宾馆吧?我既没研究,也没探访,只不过是胡乱猜想而已,作不得准。而夜总会,在香港,早已式微了,应该是早年留下的痕迹了吧?现场既不见舞客,也不见其他踪迹,留下招牌,徒让人空想当年衣香鬓影的场面。他们说,当年这一带夜总会林立,现在早已偃旗息鼓了,也只有过来人白头宫女话当年了。

  那年逛庙街,我在地摊上还弯腰捡了纪念品,随身带着,前年去哈尔滨,不慎落在酒店里。东西就是如此,再不舍,丢了就是丢了,可能是缘分已尽,再追悔再痛心疾首也没用,唯有小心谨慎,珍惜一切才是。

  看名字就知道,涉及外语学习、体育运动、音乐书画等各领域的这种兴趣俱乐部,原本应建立在自愿基础上。不过,根据日本机构的统计和调查,“部活”在越来越多的学校里变成了一种强制性项目,被校方写入校规。即便是不以成文做出强制规定的学校里,高达9成的学生也加入了各类俱乐部。

  一时间,师生成为了各式俱乐部的“奴隶”,学生们对挑选和加入俱乐部不敢掉以轻心,老师们则因负责俱乐部指导疲惫不堪。不仅如此,不少俱乐部指导老师拿着4天不足3000日元的指导费,无奈地充当“半志愿者”,苦不堪言。

  那么,本应成为学生繁忙学业之外的轻松调剂的“部活”,因何却成了师生的共同负担?究其根源,除了日本学校延续着以“部活”促进集体生活的因素外,似乎还有着更多新的成因。

  首先,全国校际大比拼成风让学校头顶名誉压力。善于发挥集体合力的日本社会,向来钟情于举办各类集体表演比赛,女子合唱团大赛、男子吹奏乐冠军赛,而校内兴趣俱乐部大多是其主力。有比赛就有名次,就有声誉。这让原本以兴趣为宗旨的俱乐部活动,变得更“功利”。学校为了量化目标,也只好使出全力,从而把“入部”压力转嫁到师生身上。

  其次,学生能力与成绩评定和“部活”挂钩。自上世纪80年代起,日本教育界出现“不仅以纸面成绩论英雄”的意见以来,“部活”开始成为素质教育的代名词,体育、文艺活动能力也被当作“全面发展”的硬标准之一。随着学校竞争、学生竞争的白热化,本为培养业余爱好与兴趣的“部活”,逐渐走到台中央,影响着学生的在校评定。

  最后,填充单调无味的学生课余生活。受到社会整体发展阶段的影响,时代的闭塞感也在向学校蔓延。在生存危机、社交障碍等各种顽疾面前,“部活”也成为不少学生寻找自我精神安抚和归属感的方式之一。换句话说,找到了“组织”,心里才踏实。

  (摘编自香港《文汇报》 文/陶 然)

  其实,“部活”原本是学校内部的一种自主活动形式,但从学生评定到学校名誉,甚至到某些职业体育、音乐选手的培养,都被挂靠在小小的“部活”上。以至于一些日本教育专家开始高呼,要马上为“部活”减负。但是不管怎样,日式“部活”的存在,虽然有利有弊,但仍然是无法忽视的日本社会文化之一,值得观察和研究。(蒋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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